中国当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文件描述了本国2030年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一些国家习惯于用近几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攻击中国,但这种对比是不公平的”,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相比于二氧化碳的“瞬时排放量”,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邹骥表示,按照中国此次提出的控制目标,到2030年时,中国从17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将仍低于欧洲和美国。“如果中国累计排放量为1,美国约是1.4,欧洲约是1.2”。他强调,上述比较的是整个国家的排放量,“如果算人均我们更低”。
而事实上,单一的累计排放量比较也会掩盖一些重要事实。气候变化的研究者们都熟知一条曲线:随着人均GDP提高,该国的人均排放量会出现一个先上升然后达到峰值继而回落的走势。
相比于已经度过峰值的发达国家,中国仍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这是曲线上碳排放的高峰期。不过邹骥强调,中国正努力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避免重走欧美老路。
他分析说,欧美的碳排放达到峰值时,其人均GDP已上升到两万到两万五千美元之间。而按照中国此番提出的目标,当碳排放到达峰值时,中国人均GDP可能还没有到达一万五千美元,“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用最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人民的安全、富裕、尊严和幸福”。
除了累计排放量和发展趋势的横向比较,一个国家减排力度的纵向对比,也是辨识“雄心”的重要维度。
欧美目前均已提交自己的贡献计划,邹骥表示,和过去的减排力度相比,美国新计划略有加速,但也没有中国这么明显。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也对中新社记者强调了中国减排力度的升级。他表示,在哥本哈根,中国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时单位GDP二氧化碳降低40%到45%。该目标的实现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兑现2030年目标,意味着每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的速度需要更快,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更大努力。
作为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措施,中国此番明确提出要推进水电开发,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风电,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积极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
何建坤表示,根据粗略测算,仅仅是新能源方面的投资到2030年的资金需求就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如果加上节能、森林碳汇等其他措施,总的资金需求大概在40万亿左右。
不过,何建坤强调,中国此番做出的低碳承诺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也有着积极意义。邹骥也指出,中国的承诺既考虑了国际因素也考虑了国内需要。
他强调,对于中国来说,这份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并不容易,属于踮着脚勉强可以够到。但既然做了承诺,中国就会言必行行必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贡献。